政府“补贴”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这种事儿在我国不少地区都曾出现过，并不新鲜。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事情的每次出现都能激发公众的争议和关注，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金钱的方式而不是竞争之类的方式达到减员的目的。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早就明文规定，要求各地不得搞公务员“带薪下海”。因此，政府出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可以说是禁令下的变通之举。

    从新闻来看，商丘市各单位人员超编现象普遍存在，“不少领导子女都排队等待就业”，从中可以管窥行政机构的臃肿现状，而鼓励官员辞职是不是“消肿”的可行选择呢？答案是否定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并且，按照公务员与ＧＤＰ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尽管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１比２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ＧＤＰ之比看，中国为３９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２．３１人／百万美元，日本为１．３８人／百万美元，我国公务员“超标”近２０倍。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鼓励官员辞职远远不能达到目标，甚至这种鼓励的合法性并没有取得社会的认可。

    从根本上说，政府出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是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这种赎买之所以被不少地方政府加以运用，并且是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就在于这种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对公务员阶层有利无害，公务员无须考虑风险，相反倒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另外，这种赎买的施行，公众没有话语权，完全取决于权力者的意志，是权力掌握者单方面实施的对权力的赎买，因此，遭到诟病是可以想见的，也是必然的。总之，这样的赎买对社会来说并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功用。这是政府出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蕴涵的第三重风险。

    学者汪丁丁曾指出，与欧洲的“市场社会”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在被母体社会内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而在对权力的习惯性赎买日益流行的今天，我们就更应警惕这种现象的深远危害。(舒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