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贫富差距也日益拉大。在此背景下，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极度“节约”甚至牺牲广大职工的工资为基础的。

    有数据表明：中国过去11年间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 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将近1/3。很多一线职工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多年前，外资因为我们廉价的劳动力而纷至沓来，多少年过去了，“廉价劳动力”仍然是我们吸引外资的“法宝”。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工资不涨或增长缓慢”立下的“汗马功劳”。“廉价劳动力”曾经是光荣，而在今天，则是羞愧。

    随着市场秩序的完善，随着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人本意识等普世价值观渐入人心，劳动者不再仅是经济增长链条上的“工具”，他们更是一个个具有尊严和权利的“人”。

    因此，劳动力“廉价时代”也必须与时俱进，进入劳动力“收入增长”的博弈时代。可以说，工资增长的制度化是对“廉价劳动力”观念和“工资像眉毛一样增长缓慢”现象的一次“拨乱反正”。

    法律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指望一部《工资条例》就能解决垄断行业工资畸高、行业地区间职工工资差距、工资增长缓慢、企业欠薪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培育柔性的社会自我调节、制衡格局。就“工资增长”而言，首当从制度上提升职工的话语权和博弈能力，改变劳动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弱势地位。

    但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工资条例》和广大职工权益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制订过程要打破“部门立法”的狭隘性，体现“开门立法”的原则，想方设法听取民意的普遍表达。

    所以，目前《工资条例》可以如权威人士所言没有“出台的时间表”，但不能没有“开门立法”的计划书。（马九器）